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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金融改革活字典”龚浩成,这样回忆参与组建上交所的细节

时间:2019-10-08 14:32 阅读:0次 来源:投资界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成立。龚浩成还记得当时朱镕基晚上经常打电话来,问关于证交所成立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当时,龚浩成有三四本数据书都是关于上市公司的。

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个信用评估机构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的龚浩成被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的活字典。

虹口区祥德路的上海财大教师公寓,六层楼的老公房,很难想象一位有着如此历史地位的人常年住的房间连客厅都没有,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办公桌,用的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搬到上海来时学校配备的课桌,吃饭、办公都在这张课桌上。“我觉得一个人吃饱穿暖就足够了,应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所专注的工作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尽到自己的一份力。”但向记者谈起过往所参与的金融改革,这位92岁的老人,精神矍铄,神采奕然。

参与筹备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现年92岁的龚浩成,将自己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上海财经大学任职;第二个阶段以大队支部书记身份负责农村工作;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第四个阶段,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行长。而第四个阶段,发生在五十八岁以后,按现在说,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被龚老称为最有成就感的十年。

1984年年底,龚浩成由上海财经大学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行长和外管局副局长。

“社会主义金融工作、经济工作怎么去做,都没有经验,当时大家还是按照苏联的经济模式来进行经济工作。”龚浩成回忆道。

但是,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实行商品经济,已是国家箭在弦上的改革方针。龚浩成仍记得,在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龚浩成到任人民银行时,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已经形成规模,但都还是专职银行。龚浩成当时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冲破这些条条框框,提出一个口号:“农行进城,工行下乡,中行上岸,建行拆墙”。逐渐打破过去银行不能选择企业,企业也不能选择银行这样的局面。

为了使银行的品种更加丰富,当时国家决定成立专业性的综合银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总部都在北京,还没有一家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

中国要建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交通银行就这样应运而生。

上海有了股份制银行后,龚浩成开始寻思着在上海建立信用合作社。这成为了今天上海银行的前身。

对于城市信用社的探索,龚浩成回忆道:”当时有同事请示我,上海应该建多少家,我说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一百家也不多。”最终,上海筹办了99家信用社。

参与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主持。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第一个议题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一致认为已经到了该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了;对第二个议题则顾虑较多。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断过,龚浩成的压力自然可以想象。

龚浩成回忆道,当时朱镕基等市委领导征求他的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备上市的条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够上市,到那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就会水到渠成。”

但市委主要领导说,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股票市场这项工作要大胆做,尽管有阻力,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

最终,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祥瑞,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龚浩成三人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李祥瑞任组长,“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

当时的市委领导要求,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市委领导还强调,对筹建交易所,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龚浩成回忆道:“有一次朱镕基接待香港证券交易所主席利国伟,请教他如何办交易所,结果人家一进门就说,朱市长,你们还搞交易所啊,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听完后直接回答,利先生,我们不谈论政治问题,只谈交易所具体手续的工作。”龚浩成向记者表示,倘若中央不表态,高层不做出决策,之后的发展肯定举步维艰。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龚浩成还记得当时朱镕基晚上经常打电话来,问关于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当时,龚浩成有三四本数据书都是关于上市公司的。

除了证券市场外,当时上海金融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外资银行的引进。当时已经有四家外资银行,分别是英国的汇丰和渣打,香港的东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只不过没有业务牌照,恢复就行,之后又批准了日本、美国和法国的七家银行。“当时11家外资银行,一次引进,这个影响相当大的。”龚浩成回忆道。

此外,龚浩成还参与了信用制度与金融要素的改革,推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的成立,参与浦东金融改革先试先行。

“八九十年代上海的金融改革,一个解决金融市场问题,一个解决银行的问题。当时我们就把目标设定在要重新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目标是要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在龚浩成看来,改革的结果,是新事物的诞生,而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经历种种困难和阻力。当遇到困难时,“不要先说不行,要想一想怎么才能行”,本着这样的态度,困难往往是可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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